伊朗队在2023年卡塔尔亚洲杯小组赛阶段三战仅打入4球，面对越南、伊拉克和印尼均未能打出预期进攻效率。尤其对阵越南一役，全场控球率高达68%，射门17次却仅由塔雷米打入一球，其余机会多因临门一脚质量或传中精度不足而浪费。这种“高控球、低转化”的模式并非偶然，而是贯穿三场小组赛的共同特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伊朗并非缺乏持球推进能力——其后场出球成功率稳定在90%以上，中场过渡也相对流畅，但一旦进入对方三十米区域，进攻节奏明显迟滞，缺乏穿透性配合。
反直觉的是，伊朗队攻击乏力并非源于前锋个人能力缺失，而是整体进攻结构的空间利用失衡。球队惯用4-2-3-1金年会平台官网阵型，但边后卫阿夫拉什与穆罕默迪更多承担防守职责，前插频率远低于亚洲其他强队。这导致进攻宽度严重依赖两名边锋古多斯与贾汉巴赫什的内收，使肋部成为主要通道。然而，当双后腰埃扎托拉希与努罗拉希频繁回撤接应时，前场实际仅剩塔雷米一名支点，中路缺乏第二接应点，迫使边路球员在狭小空间内强行突破或回传，进攻层次骤减。这种“单点依赖”结构极大压缩了创造空间的可能性。
比赛场景显示，伊朗在由守转攻的关键节点常出现节奏断层。例如对阵伊拉克时，一次成功高位压迫后形成三打二反击，但持球者选择回传而非直塞空档，错失良机。问题出在中场衔接环节：组织核心古多斯虽具备技术，但习惯回撤至本方半场接球，导致反击发起点过于靠后。同时，两名边锋在无球状态下跑动路线趋同，常同时向中路聚集，反而堵塞传球通道。这种缺乏预设跑位协同的转换模式，使伊朗即便夺回球权，也难以迅速形成有效威胁，被迫转入阵地战，进一步放大其阵地攻坚短板。
对手对伊朗进攻模式的针对性部署，进一步放大了其结构性缺陷。越南与印尼均采用5-4-1深度防守阵型，压缩中路空间，并限制边后卫前插后的身后空档。由于伊朗边路缺乏持续外线牵制，对手可集中兵力封锁肋部，迫使伊朗只能通过远射或高球找塔雷米。而伊拉克则采取更具侵略性的4-1-4-1阵型，在中场设置双人盯防古多斯，切断其与锋线联系。数据显示，古多斯在小组赛场均被侵犯次数达3.7次，为全队最高，说明对手已将其视为进攻枢纽重点限制。伊朗未能及时调整出球路径，导致进攻陷入单一依赖。
尽管教练奎罗斯尝试通过换人调整进攻形态，如用阿兹蒙替换塔雷米增加机动性，或派上边路快马雷扎伊安加强外线冲击，但这些个体变量未能改变整体结构逻辑。阿兹蒙虽跑动积极，但缺乏背身做球能力，无法替代塔雷米的支点作用；雷扎伊安登场后，因中场缺乏斜长传调度，仍需从边路内切，与原有边锋功能重叠。这反映出伊朗进攻体系对特定球员角色的高度绑定——一旦核心支点或组织者被限制，替补方案难以提供差异化战术出口，体系弹性明显不足。
晋级八强后，伊朗将面对更严密的防守体系，若延续当前进攻结构，火力不足问题恐进一步恶化。然而，其优势在于防守稳固（小组赛仅失1球）与定位球威胁（塔雷米头球争顶成功率超65%），这为比赛提供容错空间。关键在于能否在保留防守纪律的前提下，重构进攻宽度：例如允许边后卫阶段性前压，或启用双前锋配置分担支点压力。若奎罗斯能在淘汰赛阶段打破阵地战思维，激活边路纵深利用，则所谓“火力不足”可能只是小组赛阶段的阶段性现象；反之，若继续依赖单一进攻路径，即便凭借经验过关，也难在后续高强度对抗中持续奏效。
